“我们就是记录,只是想把你们(观众)带到她们身边去,或近或远地去看她们一眼,她们这些受害者,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

对话人物:

▲郭柯:“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导演

对话动机: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一部名为《二十二》的纪录片在国内上映。

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慰安妇人数存疑,有专家推断,日军在二战期间,前后共奴役约40万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其中包括约20万中国大陆女性。

▲《二十二》预告片。视频来自网络

“二十二”代表了中国大陆公开“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数量。2012年,这个数字是32。那一年,郭柯无意间读到关于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混血儿子的新闻,便以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拍摄了记录短片《三十二》。

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决定为22位老人全部留下记录,因为“时间不多了”。

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离世,终年90岁。从2001年起,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但此后的诉讼之路均以失败告终。黄有良是最后一位原告。

从2014年至今,《二十二》记录的老人,随着黄有良的离世,仅剩8位。

▲《二十二》剧照。来自电影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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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新京报(ID:bjnews_xjb):拍摄纪录片《二十二》的初衷是什么?

郭柯:2012年拍摄《三十二》时,韦绍兰老人乐观积极的态度改变了我之前对于慰安妇群体的看法。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非常平静,但没有说话,我们误以为她不好接触,后来才得知她感冒了。第二天她病好之后就很热情了,会主动给我倒水,会给我们做饭,到点了喊我们一起吃饭。

韦绍兰,1920年生,现居广西省荔浦县,现年97岁。1944年冬天,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后趁日军不备逃出慰安所,彼时已经怀孕的她生下了“中日混血儿”罗善学。目前老人和儿子罗善学以及外孙一家住在经过修缮后的新房中。老人乐观开朗,是位爱笑的奶奶。

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接触到的是一样的信息,这群人被日军强征去做性奴隶,受过迫害,回到家里后也过得特别痛苦,都是刻板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她们受了那么多苦难,依然那么乐观。这些老人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后来,一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公开身份的慰安妇老人就从32减少到了22位,我觉得时间不多了,就开始筹拍《二十二》,记录22位老人的生活状态,她们是如何走过余生的。

新京报:和22位老人接触后,在你眼中,她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郭柯:就是普通人,跟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在拍摄她们之后才有的认识。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原来她们这么平静。

她们没有太多悲喜,她们每天看着自己的孙子子女,聊天、开开心心地生活,最关心的是子女生活、孙子孙女成绩好不好啊,不关心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

有人看了日本人的照片能笑出来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了”,与我们想象中痛苦的控诉不同,她们的平静是我当初没有想象到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她们这么平静?

郭柯:时间。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抹平一些东西,伤痕肯定还在,但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

现在仔细回想,人不就这样吗,哪有那么多仇恨,七十年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是150岁的导演,我去拍她们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我作为三十多岁的人,为什么要去揣测九十多岁老人的内心?未免也太不准确了。

作为观众,只能去体会她们,关于她们的心理和我们想象的仇恨,我们都不能够去给答案、下定论。

新京报:除了平静,还有什么特质打动你吗?

郭柯:她们都很善良。有一年春节我们去看望韦绍兰老人,给了她500元,但是临走之前,她又拿出400元给我们四个人每人包了一个红包。她的生活很艰苦,每个月只有30元低保金,在我们想象中钱对她们依然重要,但是她拿出来400元来给我们包红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导演郭柯与韦绍兰老人

李爱连老人每天会早起炸馒头片,等着我们去吃;湖北的毛银梅老人种了很香的栀子花,到了夏天会摘一桶送给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你还能想到她们是慰安妇吗?这个帽子已经不重要了,把帽子摘掉,让大家真正去了解人,而不是了解慰安妇,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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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追问她们关于过去”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呈现出来的片子不是黑暗历史的控诉,而是相当平淡甚至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乏味?

郭柯:我们就是记录,只是想把你们(观众)带到她们身边去,或近或远地去看她们一眼,她们这些受害者,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的老人喜欢安静,我们就在门口看一眼,有人状态比较好,就进去看一眼,有人愿意跟我们聊天,我们就听她聊聊,或近或远。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做呢?

郭柯:我们不是像以前一直呈现的残忍和痛苦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谁喜欢去接触痛苦,所以,当把平静的老人展现给下一代,让他们对慰安妇群体有正确和客观的理解。用这种柔和的方式去对待老人和下一代,让他们用温柔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她们,这样做是对的。

新京报:有试着触及过去的伤痛吗?

郭柯:会问到以前日本人来了是什么样,她们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们不会去追问,没有必要。如果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奶奶,你会追问吗?不要把自己当做拍者,不要把她们当做陌生人,而是当成亲人,你的问题就是有底线的。

对我来说,如果一直去触及追问那些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你为什么要去追问呢?难道就因为你是导演吗?在面对她们的时候,得看清楚自己,所以要平和一点。我们不谈艺术创作,只会带着感情去观察和体会她们的生活。

新京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郭柯:我们开始什么也不做,先去房间去看她们,坐一两个小时。《三十二》以后对这些群体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和理解,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就是跟老人去玩儿,每天陪着她们,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我们跟老人也培养了情感,尽量减少目的性,正常地去相处。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柯:黄有良老人比较内向,和我们语言不通,加上腿不方便,一直坐在床上,所以交流比较少。有一次拍摄印象深刻,我们带了一架轮椅给她,扶她坐上了轮椅,推她出门。

她没有轮椅,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床上,我们送了轮椅之后,她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被推到院子里看看,她就乐呵呵的。看到她高兴,我明白了老人们需要陪伴。

纪录片就是记录下来,拍摄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她们温柔一点,在她们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她们呵护、爱护一些。她们是我们奶奶辈的人,不能再伤害她们了,而是尊重她们。

▲毛银梅老人,1922年生,原籍为朝鲜半岛,原名朴车顺。2017年1月18日去世,享年95岁。1945年初,老人被从朝鲜半岛欺骗至中国。日军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女儿。老人生前,家人及邻里非常爱戴她,她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姓氏改成“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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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家人说挺好的”

新京报(ID:bjnews_xjb):通过这部纪录片,你最想传达什么?

郭柯: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和认识她们,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曾经的受害者,这些九十多岁的老人,我们把她们当作普通老人,当成自己的奶奶来看待。

新京报:你想通过这部片子摘掉过去对慰安妇刻板印象的帽子吗?

郭柯:摘不掉的,怎么可能改变所有人对她们的认识呢?就是介绍她们给大家认识,只是这样。一个影片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传达一种情绪出来,不会说大家看完片子就颠覆了对慰安妇的认知,能对老人有新的看法就可以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们的片子影响和伤害了老人,你怎么看?

郭柯:如果说我们对她们有影响,的确是在打扰她们的生活,但怎么可能伤害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韦绍兰老人,每次去都很亲切,会在她家多陪陪她。我们跟家人会偶尔打电话联系,老人不会讲电话,必须去了面对面交流。这是一种很美妙的缘分,已经超出了拍片的范畴。

片子拍出来后,给她们的家人看过,他们说挺好的,感谢我们把老人的记忆留在画面里了。我觉得他们看完没骂我已经很高兴了,只要不伤害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新京报:日本观众看过这部影片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郭柯:在日本没有公映过,电影节也都没有收这部片子。但部分日本观众看了之后,觉得这种方式他们能接受,很感谢我这样拍,不尴尬。这样就对了,为什么要让日本人看到片子尴尬呢,开放一点。

新京报:你本人这次的收获是什么?

郭柯:就是对这些老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人应该善良一点,面对你的拍摄对象应该温和,不要着急,在生活中也该温和一些。片如其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动机,在片子中都会呈现出来。

众星推荐电影《二十二》。视频来自网络

新京报记者 付珊 编辑 陈薇

逝者
黄有良
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姓名:黄有良

性别:女

终年:90岁

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噩梦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逃亡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

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

(新闻转载:长沙社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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