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因治水有功成为天子，开启了夏朝的历史。然而，研究者却缺乏有关大洪水真实存在的证据，对于夏朝存在的时间也缺乏准确的历史记录。上个世纪20年代的疑古学派学者甚至怀疑大禹究竟是神，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由于没有明确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古代史上的“夏商周”断代，也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很多人对夏朝的了解并不多，然而对于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也表示有怀疑，夏朝也成为了考古界的一大谜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夏朝是否存在?又是因何灭亡的？
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始终没有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地位，农民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小范围地交换生活必需品。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土地。
因此，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时代。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来源首先造成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不同态度。
夏代疆域图
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玉石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金银的重视程度，而玉石并非用来做贸易中介物的。其次，没有发达的贸易，自然也就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银财富。
所以，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拥有金银财宝数量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适用。即便是殷墟，青铜器等物品的出现，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墓葬中。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与地中海的各种“文明”相比，中国人只将二里头称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所能拥有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而“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可容纳十五万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
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宣布“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大量的贵金属。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超大型聚落遗址，这座遗址的现存规模为300万平方米（推测至少还有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因被河流切割破坏而消失）远远超过“龙山时代”的任何一个城邑（最大的“新砦”也只有100万平方米左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二里头遗址”（约公元前1750年-前1500年），其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正是后世所说的“伊洛王里”之处。
据考古学家分析，“二里头”集团不是由洛阳盆地的原住民聚落发展来的，而是由其他地方人类移居至此形成的，换句话说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这里突然热闹起来，大量人口涌入使得它在极短时间内膨胀为一个超大型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联想到之前的“新砦集团”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新砦”人的一次迁都行动！（“新砦类遗存”的晚段与“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在此指明以供参考）
考古发现也证实“新砦”集团跟“二里头”集团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砦”遗址曾经出土了一块陶器残片，上面刻画着一个兽面纹样，这个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惊人的相似。再者比照两者出土的墨玉璋，可以发现其性质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只是两者文化相似的众多例子中的代表，据考古学家的考察在“二里头”所继承的“龙山文化”中以“新砦”为代表的“煤山类型”显然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分布西至崤山，北至黄河，东未及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但到了一期的晚段以及二期早段，“二里头”文化开始了急剧扩张的进程，北抵沁河，西北包含了晋西南一带，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向东至少分布到开封一带。同时考古学家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象征身份地位的陶礼器，这些陶礼器应当是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二里头”所制造并以赐予形式扩散开来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二里头”开始建立起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成为第一个突破地理单元限制的“广域王权国家”。
回到我们的问题，“二里头国家”到底是不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呢？从时间上看，“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期与我们一般认知中夏代中后期的时间基本吻合（学界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有不同观点，遗址共分四期，有持三、四分界，有持四期早、晚分界）。如果“二里头国家”真的是“夏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修正文献记载了，夏朝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原大地建立了王朝秩序，“新砦”很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而“夏朝”作为一个与后世商代类似的“广域王权国家”要到中期才实现。
但是，以上这些都只能是猜想，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里头国家”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判定，我们应该抛开西方考古学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结论。否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类暴君的出现，才有可能出现财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接受。
而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君”,对于那些没有横征暴敛的古代“圣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从西方考古理论那里得到金银财宝上的考古证实。
古希腊城邦文明遗址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的历史，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金银等贵金属，也许夏朝人真的“视金银为粪土” 呢?
夏朝开国君主禹
总而言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某些论断，其产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贸易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这一论断也不应该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考古。
换句话说，寻找或确认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就判定为夏朝的都城，还是让真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吧。
我们以《史记》为例，司马迁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距离他所生活的时代都相当遥远，尤其是夏商两代已经有上千年的距离，因而他撰写《夏本纪》和《殷本纪》所能依靠的资料只有少量的当时保存文献和大量的远古传说。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其记载有多少真实性，有多少是难以证实的神话传说，夏商两代真的存在过吗？
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王国维先生，他对比殷墟甲骨文卜辞中所见商代帝王世系与司马迁在《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帝王世系后认定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可信（司马迁应当看到了一些今天我们见不到的关于商代的文献资料），从而使得《史记》有关商代的记载变成了“信史”，文献中的“商朝”确实存在过。
要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商朝的始年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仅供参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历史只从商代开始算的话最多只有3600年而已！从世界史来看这可算不上非常悠久。上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寻找夏朝存在的确切证据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资料（殷商甲骨文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说明甲骨文是由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字发展而来的，学者们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来为文献记载提供证据），但是考古学家始终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
无法证明“夏朝”的存在并不代表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商代，考古发现证明存在着比商朝更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夏朝(约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
那么夏朝是如何灭亡的呢?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夏朝共传14代，17王(有说13代、16王，主要是存在太康失政的问题)，400多年，后为商朝所灭。
夏朝延续了400多年，到夏桀姒履癸统治时，已是危机四伏。他宠信王后妺喜，重用嬖臣，残杀忠臣关龙逄，并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
夏末代暴君桀
《竹书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通鉴外纪》记载：“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阳，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太阳啊你什么时候要灭亡，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灭亡)”。
二里头文化遗址
在夏朝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强盛起来。商汤继位后，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到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并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计划。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兴兵伐夏，在战前他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尚书·序》记载：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联合各方国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在鸣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军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后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省定陶县东一带)。
商汤乘胜攻灭了三朡，夏桀率少数残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之主地位，夏朝正式宣告灭亡。
夏朝的存在以及灭亡，是考古学界的一大谜题，不管真相如何，我们仍然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的，希望谜团早日被揭开，还原历史真相。